“那个血泊中永不瞑目的法官，他还有这样的机会吗？”

　　1月26日，就在除夕前夜，广西陆川县退休法官傅明生遭到歹徒龙建才持刀杀害，原因是对22年前公正判决的一起离婚案不满，遂行凶报复。标题上的这句评论，源自微信公众号“案件哥”，它的前文是“如此残暴地夺去一个生命……但我们还必须给他一个公正的审判，即使最后的结果是极刑，他起码还有个和家人告别的机会”。

　　近年来，从湖北十堰法官被捅伤，到北京法官马彩云被枪杀，再到退休法官傅明生的不幸遭遇，“法官职业安全”这一话题从幕后转至台前。2月7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与司法履职保护相关的《实施办法》和十大典型案例，旨在落实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的《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》。可以看出，司法改革当前已进入“决战之年”，中央已敏锐洞察到从机制性保障上开“药方”的重要性，在“保护法官就是保护法治”的认识上逐步凝聚起更多共识。

　　但仍不可否认的是，与警察相类似，法官的职业形象也面临着一定的“内忧外患”——对外司法、执法公信的质疑，对内司法职业保障的观望，两种情绪交织杂糅，共同影响着法官的社会认同感与职业认同感。而与警察的不同点在于，受职能影响，法官群体的一线执法风险要比警察小，但同样面临着职业风险、诱惑与挑战。

　　如何为法官在舆论场“正名”？厘清这个疑问，最起码离不开三个问题——法官，尤其是中层、基层法官为何会如此“抱屈”？法官职业形象何以被“矮化”？法官如何能在手执天平的同时，改善在舆论场中的形象？

　　法官何以委屈：当“案多人少”遇上改革“阵痛”

　　400件——这是因公殉职的北京基层法官马彩云的年结案数。在北上广和江浙粤等东部发达地区，这一数字并不足为奇。基层法官背后的“案多人少”和“法官流失”问题，曾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各级两会的提案议案中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法官群体还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司法改革带来的“阵痛”。据财新网报道，截至2016年10月15日，全国业已完成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法院占比39%。是否入额，已经成为是否可以办案、是否享受“额内”法官待遇的“红线”。

　　虽然已入额的法官充实了一线办案力量，但与此同时，据最高法统计，立案登记制改革实施一年左右，全国法院立案数量便同比增长近三成。在此背景下，法官一方面要面临“法官加薪”等保障措施尚未“落停”的心理调配，另一方面还要承担公众对“司法责任制=司法一律追责”的舆论误读，再加上个别地方出现的“领导先入额”和司法辅助人员流失等问题，一些基层法官难免会担心“只让马儿跑，却不让马儿吃草”。微信公众号“小法官漫谈”反问：“给了我们责任终身制，有没有给我们保障终身制？”

　　此外，审判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大局是职能所在，但是对牵涉过多精力的业务范畴外的工作，仍有一些法院缺乏底气说“不”。浏览一下网上的自述，不难发现一些基层法官仍在“比惨”之列——“‘白+黑’地办案，有时还要从事相关度不高的社会工作”，这些“大盖帽”下被忽视的辛酸无奈，积压越久，就越容易在热点舆情中“有感而发”。

　　法官形象何以形成“舆论痛点”：当“内因”遇上“外因”

　　从马彩云到傅明生的离去，越来越多网民点燃了悼念缅怀的“小蜡烛”。这表明，社会对法治不容暴力挑衅的认同感高度一致。但是，那些对逝去法官恶言相向，甚至不惮以恶意来揣度“办了错案”的冷漠词句，仍戳痛了基层法官的心。

　　对此，《北京青年报》微信公众号“团结湖参考”认为，我们国家会时常发生杀害法官、攻击法院的事件，这是法治建设初期可能发生的现象，也和国家司法体制的不完善有关，更有全体国民素养亟待提升的问题。不可否认，整个社会仍弥漫着一股戾气，社会公众仍然没有养成崇尚规则、尊重司法、尊重法院和法官的现代法治意识。

　　这股戾气也突出体现在涉及征地拆迁、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司法个案中，容易出现极端的社会心理。转型期和城镇化进程中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要用法律维权，但很有可能并不知其所以然。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司法判决本身，承载了一些源自基层治理方式的争议。例如对“村霸”的不满，左右了网民对个案判决“立场先行”。若不遂愿，便很容易将矛头指向处在公平正义“最后一环”上的法官。

　　但有些法官形象被“矮化”，不能把原因全都归咎于舆论“跑偏”。网友“思念大于缘”认为：任何职业想赢得尊重，就必须要付出与其相匹配的付出。对手执天平的法官而言更是如此。业内人士普遍认为，司法部门在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兼顾上，还可有更多作为。此外，法官队伍中不乏业务能力良莠不齐的问题，加上个别在司法腐败和司法作风上为队伍抹黑的“害群之马”，也加深了法官形象的污名化。

　　五大维度改善法官形象：打铁还需自身硬，法律共同体很关键

　　要改善法官形象，捍卫法治权威，提升司法公正水平始终是最核心的基石。同时，让法官在依法治国中的形象更“硬”，底气更足，也离不开媒体、法律共同体和网民的共同努力。

　1.司法腐败影响力极大，廉洁司法自然更具权威。让法官队伍不再出现黄松有、奚晓明式的“害群之马”，维护的是法官队伍整体形象。

　　2.改革要能激发法官队伍的内生动力。“让领导先入额”越少越好，改革要做到不为消极舆情添柴加薪，而是真正提振法官队伍士气。

　　3.中基层司法作风的点滴之变，或能助推法官形象的改善。邹碧华、“溜索法官”等优秀法官的事迹，近年来曾让无数网民所动容。但是，个别法官“一案两判”，个别法院对来访记者“出手”，以及近年来格外受到舆论关注的个别法官“8小时以外”作风问题，无不影响着舆论对法官形象的直接观感。

　　4.新时期的法官既要秉承司法专业性，又要能平衡好量刑规范化和法理情的关系。“天津大妈摆射击摊一审被判三年半”，成为了2017年春节前后的法治热点。与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的情节一样，看似谁都没错，但就是衍生出了争议，还有基层法官指出一些“标题党”不负责任的行为。

　　媒体在法治传播中确实要恪守正确的舆论导向，这毋庸置疑。但是如若反观法官自身，涉事法院领导后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，也坦承“判决时从情理上考虑得不多”。

　　5.法律共同体不分高低，不妨化“群体悲情”为“法治情怀”。在诸多评价法官舆论形象的因素中，法律共同体尤其是律师群体的分量举足轻重。对近年来的法官遇害事件分析，一些律师强调“无论任何理由，都决不可成为杀人的借口”。

　　十八大以后，中央政法委、最高人民法院曾召开过多场与法律界代表人士的座谈会，开门纳谏。但是，透过少数个案不难发现，打造双方新型的职业关系，提升各自职业声望，法官和律师尚需各自恪守自媒体发言规范，化戾气为祥和，化群体悲情为共同向往的法治情怀。

　　不忘初心：司改为中国法官“正名”

　　司法改革过去几年在巡回法庭、司法公开、“以审判为中心”上亮点频出，但要改善法官群体的职业形象，恐怕不仅要去除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化，还要消除司法专业性与公众朴素正义观之间存在的“法律差”。

　　犹如河北聂树斌案改判无罪一样，法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，都离不开官方的司法公开和以案释法。又如“河南女法官抱孩子办案”一样，民意支持离不开基层工作的细微之处所引发的“情感共鸣”。大案要案传递的“无罪推定”信号，基层工作细节所传递的“司法温度”，日后仍需借助“多微一端”、短视频以及网络视频直播等新媒介形式，多多加以呈现。相信凭借个案与点滴的累积，衔接司法专业与公众认知间的桥梁会更加牢固，对法官合法权益乃至法治的尊重会更广泛地内化于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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